“国幸有左宗棠也”

　　汤乙清

　　先生已逝，心中无限哀思。去年八月惊闻陈明福教授在大连海边游泳时突发疾病，踏浪西行了。十年的亦师亦长辈的忘年情分，让我一直不敢翻看与先生过往的邮件微信。却为他抗争的命运、倔强的精神、智慧的坚守而鼓舞。

　　多年前，我曾读过陈明福教授的《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》，为他的激情澎湃娓娓道来所折服，更为左宗棠的“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”所敬仰。最近，读了先生仙逝后众人助力出版的新作《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》，拂开历史尘烟，观照社会现实，又从左公身上汲取了人生智慧，收获了精神养分。

锋颖凛凛的斗争精神

　　“此次已开兵衅，不胜固属可忧，亦伤国体，胜则该夷必来报复……当此中原未靖，岂可沿海再起风波？”这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主要指导思想，西方强敌已然来犯，清廷却担心外夷败了再思报复，于是放之任之，以“靖内患”为先。而对外妥协的结果是，《天津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及火烧圆明园等耻辱、祸端接踵而至。

　　“中国自强之道，全在振奋精神。”在晚清国将不国的内忧外患中，左宗棠始终是最能“振奋精神”、敢于斗争的那一位。“我之疆索，尺寸不可让人”。左宗棠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”的复疆主张，与李鸿章“新疆不复，于肢体之元气无伤”的奏疏针锋相对。最终，慈禧力排众议，支持左宗棠率兵出征，收复新疆。

　　左宗棠出身贫寒，志向远大，以天下为己任。23岁写下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；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”对联，悬于书房以铭心志。从左宗棠青壮年时期的“横海戈船有是非”诗句以及“国家大患不唯在东南沿海，也在西北边陲”的思想端倪中，我们或可预见到左宗棠68岁“舆榇出关”，收复新疆；72岁抗击法寇，渡海作战；73岁抱病督师，殉职前线的战争场景。

　　“和戎自昔非长算，为尔豺狼不可驯。”左宗棠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深刻。他认为，越是屈辱求和，西方列强就会越发得寸进尺，唯有拿出勇气与决心，敢于斗争，才能避免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。

　　何止是锋颖凛凛向外夷！

　　对朝廷上下的不法行为，左宗棠亦是眼里揉不进沙子。无论弹劾搜刮民财、胡作非为的满族大员成禄，还是臭骂宦官控制下收“进门钱”的崇文门门卫，左宗棠始终正身直行，与不法行为做斗争。

　　纵观左公后半生，其“绝口不谈议和事”的血性胆气、爱国情操，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、投降声浪高涨的晚清，可谓“朝端无两”“天下第一”。当今世界风云变幻，纷繁复杂，左公之斗争精神，当如一声惊雷，催承平日久之国人警醒。

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

　　如果以40岁为分水岭，40岁前是左宗棠厚积学养的“深扎根”阶段。

　　左宗棠3岁随祖父左人锦，始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儒家经典；17岁熟读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尤好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实用书籍。随后，勤奋刻苦却买不起书的他，有幸得到了“二贺”（贺长龄、贺熙龄）、陶澍、林则徐等的器重与培养。

　　甫一见面，贺长龄便推18岁的左宗棠为“国士”，将官私藏书借给他，并亲自取书，“数数登降，不以为烦”；左宗棠还书时，贺长龄还问其书中所得，互相考订。19岁，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师从书院山长贺熙龄研习“义理经世之学”，贺熙龄视左宗棠为最得意门生，赋《舟中怀左季高诗》，盛赞左宗棠“开口能谈天下事，读书深抱古人情”。

　　两江总督陶澍，长左宗棠33岁，在生命终了之际，“托孤”于“落第书生”左宗棠，并攀了儿女亲家。在背井离乡、教育陶澍幼子的8年里，左宗棠饱览了陶府大量藏书。湘江夜晤后，林则徐交给左宗棠一书匣，里面装着新疆地理数据、战守计划等数卷文书……

　　身在乡野，却得到一众“忘年交”良师显贵的赏识，不能不说是左宗棠的机缘造化，但与其少立大志、经年苦读有着莫大关系。教学相长间，左宗棠打下了坚实的学问之基。晚清名臣胡林翼曾这样评价左宗棠：“横栏九州，更无才出其左右”。

　　40岁后是左宗棠所学薄发的“建奇功”阶段。此时闻名而至，力邀左宗棠出山者众多。41岁，左宗棠终于出山。两度入幕，有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”的保言；复疆保台，又有独让“外国怕尔声威”的断语。

　　经纶济世之才，终不负鸿鹄报国之志。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、甘肃制造局、兰州机器织呢局，兴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等，为中国近代军事和工业开了先河；他任职浙闽和陕甘、新疆时，关注民生疾苦，爱惜民力，励精图治，足迹所到之处，无不兴修水利，筑路植树，栽桑种茶；他尤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，在多地抢救典籍，编印书刊，兴教劝学，修建书院。

　　左宗棠刚明耐苦，“慎之又慎”，在一生无数的大小战场上，竟鲜有败仗。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——收复新疆和镇南关大捷，都与左宗棠的名字紧紧相连。他先后多次上奏，最终促成了新疆建省、台湾建省，以永固疆域版图；他以花甲之年、古稀之龄勇赴国难，捍卫着国家主权，维护着民族尊严……

　　舍我其谁，拼命担当，左宗棠可谓书生报国，戎马一生，屡建奇功。正如曾国藩所言：“国幸有左宗棠也”。试想，倘若晚清少了左宗棠，我们的祖国将会缺失六分之一的疆土；假如左宗棠能再多活一些年，宝岛台湾或许不会被日本窃据半个世纪……

化私为公的廉洁精神

　　作为封疆大吏，左宗棠岁入岁出两三万两银子，还有养廉金二万两，而他在自家用度上每年只拿出200两白银，是他薪俸的二十分之一，可谓“抠门”到家了。

　　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左宗棠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：“我廉金不以肥家，有余则随手散去，尔辈宜早自为谋。”他主张“子弟欲其成人，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，多酝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”，以“不失寒素子弟之风”。

　　那左宗棠动辄几万的年俸、养廉金花到哪里去了？原来，“公私不分”的他，几乎全花在国计民生上了。

　　1876年春，在行辕移至肃州前，65岁的左宗棠将后方各种事务托付刘典。其中一项为38万多两白银，是左宗棠作为陕甘总督正俸之外的“茶马使”兼俸，但他从未花过一分。“此银就留给陕甘百姓……待下任总督到任时，交点清楚，以备西北急需之用！”刘典瞬间热泪盈眶，唯有频频颔首。

　　刘典遵嘱一直妥善保管这笔款项，留给了后任。后来，建造兰州黄河大铁桥的费用主要就是这笔钱。因此，兰州黄河大铁桥也被人们称作“左公桥”。

　　1880年夏，在与一位德国技师的交谈中，左宗棠得知水雷和鱼雷是击毁入侵敌舰的“奇器”，便拿出自己的养廉金，托人购买200具水雷、20具鱼雷。又托人分送到闽浙两省，以备海防。

　　左宗棠还自费修建兰州西城门，购买耕牛农具发给百姓，私费刊刻儒家经典、教化民众；开仓赈灾等义举数不胜数……

　　大舍大得，民心思归。据记载，左宗棠接到诏书返回京城时，兰州全城所有商铺停止营业，送行的人群绵延了一百多里；几年后，“左公病逝噩耗传至陇上时，民士皆奔走悼痛，如失所亲。”

　　诚然，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他身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。左宗棠也不例外，他始终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出发，服从于皇权，镇压过起义造反的民众。

　　但即使这样，左宗棠的精神和人格，仍在当世散发着他独有的光辉，折射出不屈的民族血性和民族风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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