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中国人勤劳西方人懒？

      说起共同富裕，作为对比，人们很自然会说到欧美国家，他们可简单称为“福利国家”。虽然欧洲美各国的福利情况不尽相同，但是，他们的国民福利显然是 别国“共同富裕”的一种向往和参照，当今中国也不例外。然而，欧洲最近麻烦不少：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原因之一是福利开支太大；法国想削减福利开支，已引发多 次游行抗议；英国此前也同样，最近又发生低收入人群的骚乱；福利较高的挪威还发生了疯狂杀人事件，原因之一是高福利制度下的移民问题；美国为了维持繁荣， 当然也包括福利，例如奥巴马力主的全民医保，使得国家欠债越来越多，成为全世界的麻烦。

       西方学者早就提出，西方福利社会的模式难以为继，这是从宏观上的整体判断。从微观上说，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，都面临一个难题：高福利下，懒人越来越 多，不得不引入大量移民。但如果给移民同样的本国国民待遇，移民也会变懒，国家财政更加无法承受，只好默认移民处于“非法”状态。这种现象在欧洲存在，在 美国更严重。西历2009年，非法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超过400万。非法移民的存在，等于是将一部分人排除在“共同富裕”之外，用他们在低收入状态下的 “勤劳”，保证某些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行。这一现象既不符合“共同富裕”的要求，也不符合欧洲国家宣扬的道德。但它确实是欧美福利国家的必然，因而也成为高 福利国家长期无法解决的阴影。中国呢？

       在讨论中国当前“共同富裕”的话题时，专家们常常会提到几个术语，一次分配、二次分配。有专家指出，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，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，具体 来说，就是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资。说实话，我至今没看到哪个经济学家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向大家讲清楚“一次分配”、“二次分配”的实质。专家在运用这些概念 时，有时用的也不对。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。

       中国古代常被称为“小农经济社会”。在工业经济背景下，小农经济基本上是负面的，例如效率不高、规模不大等。我很早就指出，中国古代的“小农经济” 实际上就是今天很多人大力提倡的“中产阶级社会”。但是，中国古代在“共同富裕”原则下形成的“小农中产社会”与现代社会有较大不同。“小农中产社会”的 典型是：它将土地这一主要生产资料做相对平均地分配。用今天的术语来说，就是“一次分配”的相对平均。既然大家拥有私有土地数量差不多，那么，只要不发生 大的土地兼并，从土地创造财富源头上的相对平均，基本导致大家的收入状态也差不多。

       税收制度可简单理解为“二次分配”。由于中国古代小农中产社会在“一次分配”上已经比较平均，因而，“二次分配”保障共同富裕的功能不是很突出，并 非没有，而是不如工业经济那么重要。以税收来说，中国古代一般赋税较轻，很少有现在的累进制，多按土地数量或人头、户头征收，也有对特殊人群免征的。现代 工业社会与中国古代的不同在于，除了矿藏等极不平均的资源外，土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大低于工业。即使土地相对平均分配，农业财富已不足以同工业财富抗衡。 加上资本必然导致生产资料高度集中，“一次分配”的平均化在工业经济中较难实现，因而，“共同富裕”主要靠“二次分配”。所谓二次分配的实质是：绝大多数 人不拥有生产资料，除了成为附庸，没有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，政府从少数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那里收税，将一部分税款转移给穷人。

       简单说，中国古代“小农中产社会”是“一次分配”上的“共同富裕”；现代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是“二次分配”上的“共同富裕”。两者有何差别？试想，中 国的农民拿到土地并不等于拿到财富，他必须通过劳动才能从土地中产生财富，因而，“一次分配”的共同富裕造就了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特征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勤 劳”。相反，“二次分配”拿到的直接就是财富，社保补助、医药费、义务教育等，各种福利不需要通过劳动转换，都是现成的。因此，欧美国家“二次分配”的共 同富裕必然造成很多懒人。当然，这样描述为了理解的方便，多少有点绝对化，但本质上没错。